2000/11/04
中午要去畫廊時，途經百貨公司，門口正在擊鼓，天空雖下著細雨，還是有一群人圍觀著。那兩名擊鼓的日本人，看得出經過嚴謹的訓練，使那野蠻的動作充滿優雅。

野蠻加上優雅的肢體，隨著鼓聲扭動著，使我也不忍離去。他們的服裝和鼓，不像台灣而一律是黑色的，以致於我在視覺上並未與過去的記憶相遇；倒是那隆隆的、規律的鼓聲，使我想起鄉間的迎熱鬧、或是某一個曾經流連的廟會。

這種與過去的記憶相遇的感受，令我幾乎要流下淚來，尤其在這個冷酷的都會裡，周圍乾淨、現代化。我說，他們是在表演著呢；他們正以一種神聖的態度表演著呢。當民間習俗脫離它的原生地，而置於另一個時空時，它顯然已經有了另一種意義。我想起台灣民間文化如何置於都會之中？要怎麼由生活化邁入表演化。

想起昨天下午外出時，taxi司機問要去哪裡？我說︰「文建會，你知道在哪裡嗎？」他說知道，但是又問︰「文建會是做什麼的，我們可以去參觀嗎？」我說那是官員辦公的地方，要參觀文物該去美術館或博物館。

我穿著黑色西裝外套，他從照後鏡望著我說︰「那你是要去開會？」不等我回答他又說︰「你一定要告訴他們，台灣文化要保存啊，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不相像呀！」

我心一驚，我正是要去和副主委羅文嘉談台灣文化的相關建議；而一位計程車司機，竟也關心起文化來，誰說他們只會說三字經？我說︰「快一點，三點半要遲到了。」那司機一邊加快一邊說︰「說實在的，明年你出來選立委，我一定蓋給你，台灣要有人關心啊。」到了文建會門口，他發現錶沒有按下去。我給他一百元，看見他的眼神充滿期待和感激。

今天一直到了黃昏，心中還有隆隆的鼓聲。那鼓聲，不是令人振奮，而是令人剛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