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台南縣明德外役監獄外面舉行一場別開生 面的鄭自才畫展，展出目前正因政治理由監禁在那監獄的鄭自才八幅 畫作。當天中午，鄭自才例假外出，參與他自己的畫展。隨之， 那些畫作移往台南，次日並移到台北繼續展出，鄭自才這些畫作，這次 畫展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意義，殆無疑義，但更重要的是文化意義。

　　我在展覽活動前就知悉了這項計劃，並在鄭自才不在的他家裡看 到展出的畫作，在四月二十四日當天的台灣時報，「土地文學」副刊， 發表了一篇題為「以美術的四二四，紀念政治的四二四」的文章，述 及鄭自才畫作和畫展的意義，在那篇文章裡，我提到發表在「台灣畫」 第三輯的拙文「期待在美術裡的二二八歷史記憶與發現」中，有關戰 後台灣美術地理的風土性重於歷史意象性的看法。

　　美術裡的歷史意象性，人的形影必然有其位置，個人像或群像的 形繪常常形成其中的重要組織。美術中的人間像，與景物不同的是， 能呈現生命的主題，呈現以人為中心的生命況味。以鄭自才的四二四 事件及監獄受判主題畫作為例，我就看到戰後台灣人精神史的某種圖 像，並從其中感受到震顫。這樣的感受性，我也在林瑞明、劉耿一、 陳來興、吳天章的某些畫作感受到。

　　鄭自才在四二四展出的八幅畫作是他以四二四事件及刻在監獄受 刑的經驗為題材，探索某種政治主題的油畫。發生在一九七○年四月 二十四的「四二四事件」，是當時台獨聯盟兩位成員─鄭自才、黃文 雄，在紐約廣場飯店舉槍行刺時任國府行政院副院長的統治權力接班人蔣 經國的一次重要歷史事件。那次事件，震驚海內外，深受國際矚目， 一般認為也影響蔣經國的治台政策。不但如此，海外的台獨運動也因 此一槍擊事件影響了走向。

　　鄭自才有關四二四事件的畫作是呈顯他和黃文雄因這一事件被逮 捕，審訊、監禁的事象尤其其中有一幅警察扭住黃文雄衣領，而黃文 雄堅持像男子漢一般站立，並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m.」 的那一場景。看到那幅畫時，不禁 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即將完成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有心愛伴侶，但仍為他的政治理念付出一切的黃文雄。而二十二年來 ，黃文雄為此一事件流落海外，隱名埋姓於他鄉的境域，更令人心酸 。而鄭自才他自己在台灣的政治獄經驗則出現在以牢房為背景的一些 充滿生命在獄刑裡的困厄的圖像。這樣的畫之使人感動，並不因為作 畫者的特殊經驗，而是從畫作呈現的主題。

　　嚴格說來，鄭自才並不是專業畫家。他畢業於成大建築系，具備 相當程度的繪畫訓練，是一位未執業的建築師，一位未竟業的美術家 。這是因為他選擇走上政治這條路，而非因為他缺少美術才具。戰後 台灣的政治，使得許多原來在藝術上有才具的人走上政治運動，鄭自 才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我從鄭自才的繪畫事例中發現到因為他的政 治運動經歷使得他的畫作充滿了歷史的意象性，這剛好在比較缺乏歷 史意象性的戰後台灣美術史裡，提供了一種特殊的經驗，我不知道， 台灣的美術家是否從鄭自才的四二四畫展中體會出某些特別的東西？ 但我深信鄭自才的畫展與畫作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刺激台灣的美術家們 ，以更專業，更充滿美術才具的條件在美術的歷史意象性方面有所突 破與建樹。

　　事實上，戰後的台灣美術史，雖然不很充分，但仍然留下某些歷 史意象性作品，以個人像和群像為例，至少陳澄波、李石樵、李梅樹 、洪瑞麟…等人，在他們的畫作裡，曾經留下一些時代的形影。記得 ，我曾站在李石樵畫於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大將軍」前良 久，深深感覺到術藝家那種敏銳的觀察和刻劃的才具。但是，相對於 我們豐碩的風景、靜物那種在沉然中流露著美的形影，我們想要從個人 像或群像去追索時代經驗，接觸生命實証的願望，又是多麼不能滿足 。

　　做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我深切了解戰後的政治環境，也了解刻 劃生命和捕捉物象之間在美術技法上的考驗，但正因為做為一個文學 工作者，我深切期盼在藝術領域同僚的美術家，在面對共同的呈顯台 灣人精神史的使命這樣的課題上，文學藝術家應當投注更多的精神與 才具去呈顯、刻劃在我們時代中的人的形象，去表現、反映在我們歷 史裡生命的形影，我們的眼睛，我們的腿，我們的心所面對的豈僅是 物象，我們所面對的還有人像。我們的筆所面對的課題豈僅是外在 的、表面的題材，還有內在的、深刻的主題。

　　追索在時代中人的投影，接觸在歷史裡生命的行程，永遠是文學藝 術不能逃避的課題。做為一個以文學和藝術為志業的文學藝術家，我 們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僅要實踐美學的企圖，我們也要實踐倫理與社 會責任的企圖──而那就是介入與批評的企圖，文化的企圖。這也是 文學藝術作品在市場的，經濟的意義以外，在文化意義領域存在的條 件，文化意義領域存在的價值，更為久遠、更為永恆。

摘自台灣畫第5輯：台灣人物畫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