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從金山回台北，才到忠孝東路，江仔電話就到了，他約南去畫室看畫然後要一起吃飯，這是上星期就說好的。後來我沒去，因為肚子太餓等不及，畢竟看畫又不會飽。

九點多南就回家了，江仔很規矩，不來喧鬧那一套。他們去一家台灣料理餐廳吃飯，江仔點一條蒸的吳郭魚──沒搞錯吧那臭土味，他天天來吃。餐廳又吵又鬧，厝蓋都要翻了，南說幸虧我沒去，要不會罵死了。

江仔就是愛上它的吵鬧：「這樣很好啊，」每天在畫室一個人畫畫，牆上再多溢出的顏料，畫布上再過癮的揮灑，音響流出再低調的馬勒，終於要奔出到沸騰的人群裡調和一下──我這樣替他解釋著。

「老闆娘每次看我一個人低頭吃飯，都不說話，像是很可憐，就送我一樣菜。」我可以想像那猜拳拼酒的場合，江仔遊魂似的飄進來，像一座幽靈定位在角落，桌上的魚變成一排骨頭，這才又飄出去，哪有這麼安靜的人？那孤僻的身影再怎麼樣也不該屬於那樣一家餐廳。老闆娘知道他是畫家嗎？知道他畫的是什麼畫嗎？知道他不發一語坐在木條上所想的其實不是她所想的那樣嗎？

畫家除了在畫布上會不斷的變換之外，生活其實是一成不變的。江仔每天去吃一條魚，聽許多人喊著似的說話，就感到滿足。我對南同樣固定的生活模式也感到要發瘋似的憤怒，例如哪一天說加了核桃的純麥麵包好吃，他連續幾星期買同一種麵包，一天早上我對他說：「你要我吐是不是？」

以前姚仔一從紐約回來，也是悄悄的來找他，他們一起去小巷裡的牛肉麵店，頭靠著頭，吃一碗麵，說得口沫橫飛，一點點事，就興奮異常。

南說，江仔畫著蓮花的新作，不再是重複出現的影像，不過仍是百年廟的延伸，他已經找到那一條路，也在台灣有了幾千萬台幣的市場──這是正是南十年來一直說的：台灣創作的養分可以在廟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