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廊周記
黃于玲

昨天看到一本新書《媒體人的法律保護》，書裡面舉出我和廖德政的侵權案子，以及媒體業著名的訴訟案例，提醒人如何用法律常識或簽約來保護自己。我倒發現，有些官商反而是善用合約保護傘來卸責。

這本書再一次掀啟文化界鴕鳥式作風下已被淡忘的醜聞：一件尚未判決的官司。若不是醜聞，也是一件棘手的問題，要不然文建會也不會急於「逃離現場」，失去父母官的風範。

算一算，政府用納稅人幾億元的錢出書，其中畫家傳記也奧援約五千萬元，我發現其中一本抄襲我的著作未註明出處，於是拿著資料向文建會舉發，獲得的答覆是一封花三塊半寄來的印刷品，只好上法庭討公道。

我面對的問題是官、商太善於利用法律「逃避」責任。他不怕你所以不理你，直到事情見報以後，文建會才辯解說，出書時有簽約所以侵權問題要雄獅美術負責；雄獅說，出書時有簽約所以侵權問題要作者負責。作者說，他寫的都依照畫家提供的資料，畫家說版權頁不必提示或感謝先前寫書的人。畫家又說，每一本書都是「我說的」哪有侵權？

廖德政沒有中文書寫能力，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凡是認識的人都知道。他在庭上說，「沒認識黃小姐以前我都委託一個老師幫我寫文章，」 畫家太太也說他「講話像出填充題」表達有問題，夫妻雖然在一起一輩子，也時常聽無說啥。

1995年我寫了這位畫家的傳記小說，身兼作者與出資人，出書後贈送畫家三百本，雙方沒有契約。後來文建會出資、雄獅美術策畫的美術家傳記陸續出版，這個計畫設有出版策畫顧問群，結果顧問自己下海賺稿費，寫了好幾本畫家傳記，球員兼裁判難怪品質失控。我寫小說花5000小時訪談與架構，他只花12小時，我十幾年前的底稿還留著，他不到一年就什麼都不見了（提不出訪談證據）。庭上問為什麼這麼快？他說「我的訪問只是向他求證一些問題，其他細節早就知道了」怎麼知道？我寫書時曾經花錢請他照我的文稿寫背景，放在書的附錄，他是第一個讀者。

在合約的保護傘下，最後開庭後的11月底，文建會無事一身輕找來歷任五位主委，繼續吹捧這套書的文化貢獻，對於著作權紛爭則充耳不聞。它不是著作權觀念的倡導機關嗎？未在關鍵時刻掌握機會教育，一扇希望之窗打開又關閉了。

總有人問到我的官司如何了？去年10月26 日第四次開庭後就沒有下文，起不起訴，代表兩種象徵意義，一是喚起文化界的法治精神；一是比照政府模式天下文章皆可抄 。誰知道我們會走向哪裡？

訴訟期間有一位被告律師問我，你要什麼，你到底想要什麼？口氣就像黑道。文建會則如鴕鳥，躲起來什麼都看不到，法律保護這個可能侵權的著作權人免於負責。我想要問的是，如果文化界不建立法治精神，法律反而保護惡意有心人，創意產業又要從何談起？

【2006/07/28 民生報】

2006-07-28/民生報/A9版/藝文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