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6日，我寫了這本書的推薦公文給政府，由林正接手。我希望政府可以買下幾本送給文化相關單位，我自認為書好卻很冷門；要不，至少也可以補助下集的出版。不久，林正拒絕這本書以及這本書下集的出版補助。連其他一份「台灣美術童話書」出版計劃，拖了半年，這位偉大的官員竟然把他「搞丟了。」

「喔，奇怪，你那份計劃書就是找不到了，真抱歉。」他輕輕一句話就帶過了，那份「台灣美術童話書」打算寫１００年來的台灣美術給小朋友看，計劃花了幾個月寫，他簡單一句話就叫他去死，連屍體都搞丟。我無法原諒他的輕蔑，但又如何？現實是，他們有固定合作的「對象」。那一天我在這個偉大的文化部門的會客室裡，走出大門，徹底的絕望，從此不再與公家機關來往。

事隔六年，同樣這位畫家，被他們列為畫冊出版對象，同樣是由那一家長期合作的雜誌社出版。巧合的是，這家雜誌社當時也退了我寫這位畫家的稿子，那時王福當總編輯，稱這類畫家作品為泛印象主義。就是這位畫家──同時被政府和雜誌社拒絕的畫家，現在他們回頭找上他，再委由自己的顧問抄襲當初看不起的著作，這就是政府，這就是現實。

三、

老師要我寫「從這本書到那本書」的小說，是一個真實故事，我忘記問他，如果太露骨，會不會被告？例如，我轉述另一位老師說的：那個單位出的書，哪一本不是抄的？我寫寫停停，把那個單位的名稱改為代名詞，過程像是走鋼索。

接著，我翻出93年9月1日修正的「著作權法」，這是學校上課講義，老師上一半，已經要派上用場，我在密密麻麻的條文中，尋找與現實相符的條文，例如第7條寫著：

「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

這就對了，我把美術館畫冊上的29組清單由電腦上copy下來，上面的原始日期，比美術館出書的時間還早幾個月。回過頭來找證據，有些累，不過拜現代科技之賜，任何紀錄都一清二楚，連那些資料一份份何時mail給美術館，都記載著年月日。老師說，別說太多，讓證據說話。ㄚ，那些數據就是真實的一部份。我幾乎不認識這真的是我自己。

我又讀到著作權第12條發現：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如果契約沒有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當然，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老師在課堂上特別強調：「出資人除非另有契約，否則不得授權。」這幾個字我用筆寫在正式條文旁邊。

在姓名表示權方面，第16條是這樣寫的：

「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

這樣，我在文上寫著畫家名字時也是我的一種選擇；前提是我必須證明文章是我寫的。我是這樣想的，還要找律師確認。

然後，我在電子信箱中找出畫冊出版前夕，最後定稿時寄給美術館的信，有內文以及對方人名與受信者信箱。我把印出來的日期用紅筆圈起來。那一串數字，看起來真是迷人，禁不住拿到嘴上親吻。

至於那一本傳記小說，倒是比較沒問題，1996年出版時，我幸虧用了自己的名字，省去證明的麻煩。巧的是，在混亂的書房裡，無意中看到一本筆記簿，正是當年的筆錄，刪刪改改，有些詞，在英文日文中文中打轉，有些畫的題目，寫了幾頁幾十種，許多段落拉上又拉下。至於寫那本書途中，幾乎不用錄音機，我不願意那樣把我的情緒栓在口述者身上，我傾向另創情境，使他更具撼動性；也就是發揮著戲劇的效果。

啊，看著歪斜的字跡，淚水幾乎奪眶而出，「我照預定於3月13日參加美校考試，戰爭結束了。很簡單的考上，這個事實彷彿一場夢…」幾百個便當，鋪陳在畫家和我的對談中，直到黃昏悄悄到來。回憶往日，我還是顧念著畫家在完成藝術的那一瞬間所帶來的感動，就是那一部份，才使得許多事情的界限模糊，也是那一部份激發我的熱情，再來一次也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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